（图片来源：全景网）
——从《人之初》的出版而想到的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作为一名教师，我自然希望能得到学生的信任。然而，这信任也给我带来苦恼。常常有毕业班的孩子跑来问我：“老师，你说我是去银行，还是去考公务员呢？”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本地学生还是外地学生，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多加上一句：“要不我考研（博）？”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似乎面露困惑，然而，却又执着而坚定：“银行、公务员还是读研？”“读研、银行还是公务员？”……这三个词在我听来仿佛魔咒一般，让我感到无力、茫然，甚至恐怖。原本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在这个问题的笼罩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宫崎骏电影中的“无脸人”，苍白、漠然、千篇一律。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抱起自己十个月大的孩子。他的眼里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任何新东西都要摸一摸、尝一尝。我于是想起，我六岁的时候，把白纸裁成小块，用夹子夹住，假装自己是售票员，追着爸妈买“车票”；十一岁的时候，我给爷爷的圣诞花取汁授粉，以为自己是个植物学家……
为什么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毕业生对世界不再好奇？为什么再没有人想去当一个售票员、一个植物学家？也许你会说，当一个售票员与当一个植物学家有什么区别？还不都是社会分工下的一种职业吗？果真如此？恐怕并不尽然。在游戏中的六岁孩童，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扮演着售票员。在被赋予一种社会身份的同时，他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由新规则（不同的票价、不同的服装等等）所构成，这一切都与另一套秩序（比如他家里的积木玩具）不同，因而使他着迷。而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银行、公务员和考研中的任何一个选项都不令他兴奋，那或许是因为，那不是一个新世界的敞开，而是原有世界的关闭。鲜活的生命被永远封存在了童年，它不被允许进入成人的、职业化的世界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或许很简单：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过于整全了。他/她无法完成只有片面人性才能完成的事。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越来越多的职业在要求着越来越片面的人性。人的世界不是越来越丰富，而是越来越贫乏了。人与人的区别不再是整全的个体之间的品性之别——勇敢的、谦逊的或敏捷的，而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区别——审计员、建筑工人或大学老师。更深的原因或许在于，人被当成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我们白天执行着不同工种的工作，晚上则用几乎一样的方式给自己这架机器充电：吃美食、看电影、刷朋友圈。
人类绞尽脑汁研制机器人，探索人工智能的边界，试图让机器更接近人，这并不容易。那么，它的逆操作——让人变成机器——究竟是更难还是更简单呢？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抑制、甚至泯灭自己的部分人性和人作为目的本身的尊严，是无比困难的。否则，圣埃克苏佩里大概就不会写出《小王子》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的口号似乎并不过时。那么究竟何谓整全的人？被当作工具的片面的人到底丢失了什么？如果说自然和机器被严格的法则所笼罩，那么，在韦伯看来，人则为自己编织了意义之网。自然的铁律是惰性的、冰冷的、静止的，而以各式文化为载体的人的意义却永远在生成流转之中。这些意义或凝结为网线与网线之间的结头，或铺展开来伸向更广阔的场域。人的整全的生命，因其不断地进行自发的意义创造而鲜活生动。每一个人自发地就是一个意义的创造者——一个大写的人。
然而，社会如列车滚滚运行，整全的人性被切割为细小的螺丝钉，鲜活的人性被当成手段和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如前所述，孩子们不情不愿却又急不可耐地要争当社会的螺丝钉。自觉自愿地放弃人之为人的整全和目的，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却现实地发生在我们的年轻人身上。对此，我们是否无力改变？美国教育家哈钦斯说：“其他类型的教育或训练只把人当作某一目标的实现手段，充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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