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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逊先生[1]年8月22日凌晨，钱逊先生病逝于北京，无尽的哀伤攫住了我，自进入成人世界以来从未有过的滂沱眼泪为之随触而奔流。我终于体会到了古人所云“哀毁骨立”的真实情景，父母二老那一段时间也陪伴我与我同情共感，去往遗体告别现场的是我一小家三口，内人与小女亦与钱师交情深厚，在地铁上我确曾转念过，若非她们二位在侧，当日大有神体两难支之虞也。
先师过世将近三年，伤逝之痛照理应当稍为缓解，我自己也希望可以平静的心情来缅怀他。去年8月底，当我与友君又来到九公山功泽园里凤凰园（五排）先师、师母墓地，伏身碑前，仍不克循节哀顺变之常情，兀自嚎啕，与山野同悲。
恩情厚德是一种奇缘，它不一定会激发你很快把追怀转化为文字，相反，它会像雷霆般一次又一次打断你——回访越是郑重，越难下笔。
钱老师对于我来说，是无尽的恩遇。我现在，只能暂时记下目前所能感知的点滴。我深信，他的存在，是我前行路上的无尽藏。
初结师生缘
钱逊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年9月至年7月，我师从他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记得当时专业方向为“专门史”。
与他结缘，在我来说，是很不顺利的。
我是浙江嵊泗人，本科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时间跨度从年9月至年7月，地在本省以盛产火腿闻名于世的金华市。
从思想文化史的背景来说，当时正处于“文化热”狂飙突进的时代。最近恰好读到秦晖先生书序有云，他自己的研究所在范围“纵（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横（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两个维度都与当时思想界的‘时髦’距离很远。以至于在当时的‘文化热’‘新启蒙’中我似乎是个缺席者或旁观者。”[2]对于更晚辈的大多数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我们来说，此类“时髦”却产生了支配性影响，尤以那时的大讨论为代表。
正是在这些思潮推动和兴趣爱好的驱使下，个人很早确定了考研方向，却因外语基础薄弱，一再铩羽而归，第三次乃得如愿以偿，时间已在年。
老家的人，相熟或亲友，或以我能锲而不舍矢志坚持称许我。他们有所不知，其实根本在于我报考的导师钱逊先生以恩德待我不放弃我，给予我绝处逢生的进学机会。
其初，在考研的专业方向上大体已颇为明确，但是在学校所在地域城市和导师选择上还是游移不定。我先与离家不远的南方某名校名师取得了联系，说明报考志向，他也郑重覆函，我最近寻检与钱先生有关的材料才得机重温了一遍。后来书信交往中断，不了了之，详情已再难寻绎了。
稍后，乃将目光聚焦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校，尤其是所名，即其所昭示的研究方向，均为个人所衷心向往。于是投书当时了解到的该所所长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他亦亲笔复函要我尽快联系负责所务的钱逊先生，他还特别提供了钱老师的通讯地址。后来从思想文化研究所师兄们口中得知，大家大体上经历了相似的报考经历，当我听到某位老兄随即得意洋洋地背出张先生的回信内容，竟与我所收到者几乎一模一样，除了一刹那的惊觉之外，内心对以张先生为代表的本所老师的敬仰益发深重了。
就这样我与钱逊先生建立了书信联系。彼时我尚完全不知道钱老师他是谁，直到购得其著作《先秦儒学》，才对他略有所知。该书由沈阳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于年11月，我所得者为年6月第2次印刷本。扉页有他的照片，照片下有《作者简介》云：
钱逊年10月13日生，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论语浅解》。近年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对孔子思想中普遍性因素的探索》、《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谈“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国传统人生价值学说》、《孔门“为己之学”》。
钱先生著作《先秦儒学》扉页这本书于钱先生和我均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先秦儒学》平实客观、简明扼要、系统而有条理，为当时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向导。在我不广的见闻中，它还是大陆较早以“儒学”为名的著作，在重振儒学的学术史上也自应有其地位。对于我来说，照片中展示出的他家居所，正是我父母和一位不幸已故的表姐三人在我入学的第二年来北京旅游，与我一同拜望钱老师时，与他、师母以及他们的两位孙女聚会的所在（不久之后，他家就搬迁到靠近照澜院的教工宿舍东8楼了），因而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我从中记住了他的生日。这是我后来发起、推动他八十大寿聚会以及钱逊先生追思会的远源，而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是很少有此记载的。
从大学毕业之前就联系上他，到三四年后赴京求学，其间断断续续、绵绵不绝均由信函牵系着浙江金华与北京、嵊泗菜园与北京之间的我与他的心神，个人两次考研失败的伤痛均由他的来信化解。我后来知道他对每一位向他求助的学子都是赤诚相待，有函必复的，不光对我如此。但是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鼓励与安慰，则恐非常例所有。我稍为自安的是个性倔强，难为挫败所击倒，但也自知敏感多思，若报考的导师稍有怠慢冷淡，必生变故。我的人生，就又是一副模样了。正是他的来信，温暖着我挨过一个又一个青灯苦读的冷夜。行文至此，我的眼泪又不禁潸然而下。
所以在此间他给我的信，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为珍贵的文献，郑重保存在老家。可由于疫情等因素，竟许久不克返乡。我之所以迟迟未能动笔，一纪师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信函不在身边，无法徵引。老家就在海边，海风非常凛冽而潮湿，我很担心这些将近三十年前的旧物会被侵蚀、腐化，但是钱逊先生给予我等的恩德，早就悬于天壤之间，是永不磨灭的。
《先秦儒学》之《作者简介》并未提及他是钱穆先生的三公子，所以我是在年9月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读之后，才知道他还有这一重身分。初到他家拜访，我记得我还直楞楞地向他坦言“我原来还以为您是钱锺书先生的亲戚呢”，因为当时还处于电视剧《围城》热播之后“钱锺书热”的氛围中，故有此说。他也不以为忤，笑笑而已。过后不久，我从老家找出早先（高中时？）购置的某一期《新华文摘》上转载的钱伟长先生追记钱穆先生一长文，复印一份，敬赠与他。那上面原有我非常认真的铅笔划线痕迹，我并不轻松但也难掩快意，向这位碰巧身分最为合适的师长道出积久的隐衷：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考不上大学，要以钱穆先生为楷模，自学成才。他并不多说话，但将此件笑纳了。
现在我有导师了，从此正式结下钱先生与我之间无尽的师生之缘。
从师受业
初入师门，钱逊先生就送我乃父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品：有《国史大纲（修订本）》、《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两书配套，均为北京商务印书馆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从扉页红色印章来看，两书均系“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为“纪念钱穆先生一百周年（-）”所赠；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年5月初版初刷。他送我其父书最多的一次，在“九七年夏”，计有北京中华书局年10月初版初刷的《先秦诸子系年》；港版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有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中国文学讲演集》的港版和成都巴蜀书社版。其中的港版书多书页发黄纸脆易碎，我宁肯作为礼品珍藏，需要阅读查考则搜寻它版别本代替。北京商务印书馆年7月初版初刷的《国学概论》，因无明确记载，我已经记不清是他送我还是我自购的了。钱老师赠我他自己的著作，则多在我毕业工作之后。
钱逊先生赠作者之钱穆先生著作
钱逊先生赠作者之著作在他赠书的扉页，当时或记“钱老师赠”，或志“钱导赠”。我平时称呼他，一直都叫“钱老师”，在他面前称其父则为“钱穆先生”或“钱先生”，从未变过。
有一点必须作郑重的交代，他赠我钱穆先生著作，只是供我参考，并不是有意让我以其父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我之选定以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为硕士阶段的探讨中心，并以《二三十年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戴震研究》为毕业论文题目，与他期望我的初心相较，虽不能说是完全背道而驰也是大相违逆的。
当时他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钱老师自然很希望我跟着他在这方面做研究。但是有一个客观的便利条件与一个主观的建议，让我有了新的选题机会。
客观条件就是，其时思想文化研究所新建立了“钱穆先生文库”。那是以钱先生的著作为主、有关方面的资助为基础设置的。今天看来，前面提到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纪念钱穆先生一百周年（-）”的共识共愿共情，应是根本的推动力量。
主观建议，来自所里的廖名春老师。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钱穆先生是学术大家，你不妨以他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利用所里的钱穆文库资料，另一方面以后也方便与港台学术界建立联系。你研究他父亲，钱老师也不会过于反对。[3]
廖老师的分析，与我从高中起就对钱穆先生产生的景仰，以及钱老师赠我的钱先生著作结合起来，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我很诚恳地把此意向和盘托出，向钱老师坦陈。他颇感意外，目光明晃晃地直视我，没有断然否决，也没有积极赞成，意在不置可否之间。我就认真阅读钱穆先生的书，有时会到他家报告读书心得。他也只是听着，很少发表意见。
直到有一天，在他新搬迁的东8楼家里，钱老师拿出一本厚厚的米黄色封面《新亚遗铎》对我说，你好好读读，看看能不能写一篇文章？我努力草就了《从新亚书院看钱穆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文，请他指正。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湖南的岳麓书院有一个关于书院的学术讨论会请他参加，他不去，要我持此文去开会。我就独自一个人谁也不认识，第一次参加了宣读自己论文的学术会议，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最后一刻，将论文交给了主办方。文章刊收在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湖南教育出版社年11月版。前推一年，论文的撰写与参会当在年，为入学从师之第二年。
此文是我有生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也是第一次收到稿费，获得感与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4]回转到二十六年前，他应该早就收到会议邀请函，照顾到我执念意欲研究钱穆先生的心愿，既试探考察又帮我设计了议题，还让我独行开会得到锻炼，同时也收获了非常难得的刊发论文的机会。一步接着一步的良苦用心，是在他亡故之后才彻底领悟到的，这时我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珠。
我那执拗个性，在他那里可以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包容与引导。
随着此文的撰就与刊布，他似乎觉得有可以发展的余地，就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毕业论文可以我父亲的教育思想为题目方向。没想到我竟直截地说，钱穆先生既然主要是学术思想史大家，我就要研究他的核心思想，即学术思想，不想花太多精力在教育思想上。这又一次让他语塞，他也只有淡然一笑，沉思良久不说话，也没生气。结果还是，观察观察就默许了。
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如何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委实不易。我在他的宋明理学、诸子学研究等方面游移了许久，终于通过反复精读钱老师赠我的钱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找到了突破口：即通过其清学史研究探讨他的学术路径及内涵的思想观念（学术观与文化观）。不过，我又不想像当时颇为流行的做法那样，或者只是平面化地归纳梳理，或者一味拔高研究对象，尤其是当研究对象与自己的导师有某种亲缘关系时，刻意张扬门户。我一方面想在学术史的脉络里面客观定位钱穆先生的学术贡献，所以努力将他的清学史研究与他或时代相接或年岁相若的另两位清学史名家梁启超、胡适相比较；一方面也力戒清学史研究常常难以避免的一头扎进考据埋没其中的偏狭倾向，而用心于参究与考据密不可分的义理与词章，所以特别留意他们之间真实确凿存在的思想交涉，致力于揭示与重建当时的语境，围绕着汉宋之争与科玄论战诸议题，聚焦在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上，探讨晚清民国三位大家在学术观与文化观上的分合与交涉。我的主观意向是，只有通过比较，尤其是在相同或相近议题上的诸家论断综合参研并观，才能识其高下得失，才有机会选择自己性之所近意气相投的取径，才能保持开放的心胸博采众长，也才可能从诸家分歧中开拓一点点并逐步扩张益愈广阔的自由空间建立起后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与路径特色。否则，每一位卓然成家的研究对象都有独到之处并都有统制力，研究者除了仆伏景仰——研究谁就爱上了谁——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正如钱穆先生所敬服的章学诚名言所云：“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我颇愿领斯旨以完成毕业论文。当我向钱老师汇报我的研究意向时，他欣然认可了我的选题，并作了深入细致的指导。我记得很清楚，每一次都是我写出一部分，他就批阅一部分；我的呈文都是手写稿（我同学中好多人都已学会电脑写作，而我当时尚不通此道），所以他还得包容我潦草的字迹。该论文的主体，后来分篇刊发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2辑（年3月出版）。钱逊先生与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老师们的指导与支持，对于刚刚走上学术道路的我来说，无疑是最丰沛的资源、最坚强的后盾。
年7月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与导师钱先生合影这里，就不能不一记处于研究生毕业后十字路口的就业单位落实问题。工作去向直接决定专业方向，这是至关重要的人生节点。然而个人社会阅历浅薄，社交能力匮乏，找工作一点也不比完成毕业论文容易，甚至更难。别人的工作单位渐有着落，我则茫无头绪。我父亲通过朋友帮我联系了上海一个大学教公共课，在地缘、情亲联络乃至生活品质上都有可以预见的方便、顺利、安适之期待，然而毕竟与所学专业距离较远，为我所不乐意。这个关节点上，又是钱逊先生施以援手。他大概从来也没有为别的学生如此焦虑如此操心过，面对一个在这方面能力缺失如此明显的孩子，他终于从同在国际儒联共事的李洪岩先生处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尚有进人指标，乃在李先生襄助下并得蒋大椿先生首肯引我进入这一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大门。
毕业以后的绵绵之交
近代史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与清华大学分处于京城之对角线上，北京很大，相距甚远。然而，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只是在客观上减少了接触的机会，却丝毫未曾疏离了我们之间的交谊。
在读期间，我就时不时在钱老师家蹭饭，通常是饺子之类的便饭，师母张罗、老师辅助。老家有时会寄来一些海产品，我会捎上若干给他送去，工作以后就拎些食品水果给他，他开门相迎总是摆摆手：“人来就行，拿什么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的口气逐渐由强变弱，到后来完全成为一个例行的欢迎仪式了）一边招呼我坐下。出门总是他送我，我很笨，他家的铁门我一直学不会解锁，每一次都是他帮我开门且笑话我：来了那么多次，还不会开？
从年8月离校到年他去世之前，我年年都去看望他，没有一年漏略的。时间选择上，从开始的五一节、教师节、国庆节、中秋节不定，到后来集中到中秋节为主，再无变化。或有并不专为看他而有事到母校或路经母校，若他在家，必往其家或小坐、或长谈、或留饭。历久自成规律。单身时一人独往，成家后夫妻同往，有孩子后一家三口携往。中秋节起先会送些月饼之类，后来发觉对老人身体不宜，乃改为水果等；成家后内人建议拎一些老人艰于提携的精品大米、牛奶、食用油之类。每一次从他家回来，则没有空手而归的。总是他俩回馈我月饼、茶叶、苏式糕点、师母老家安徽土特产笋干等，我也毫不客气连让也不让一下就收纳了。
毕业之后，我在他那里留饭更为频繁，不是刻意多呆一会儿，而是聊着聊着就到饭点了。随着二老年纪之增大，渐渐从在他家吃，移步到清华园里的“荷园”等处吃，最后一次是在校外的“醉爱”吃，他的大孙女琪琪从澳大利亚回国探亲，共进的晚餐。温暖的场面，一幕幕历历如在目前。在他亡故之后，泪光中回顾前情往事，乃恍然大悟，在心理与情感之深处，实际上我早已把他家当做我自己在北京之大家，宛若父母之家。因为我自年9月负笈北上，来在京城，举目无亲，加以生性疏懒，不善交际，他们又待我至厚，我于无形之中将二老视若父母，所谓“至亲尊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在我看望他老人家之际，自然要汇报工作与生活近况。他见我迟迟未能解决个人问题，还热心从中牵线，介绍一位来自胜利油田的姑娘与我相识，我们一见而已，无缘而终。在我成家以后，我还听钱老师一次在无意之中再度提起她，说她后来不幸出车祸已然亡故，我们都不禁为之唏嘘。
年10月，小女阿詠降生，钱老师与王师母闻讯之后颇为高兴。意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就收到一笔馈赠，我一见汇款单的笔迹就知，此为钱老师之手书，是贺我初为人父的。我与家人均为之感动不已。孩子稍大，我与内人就带她去拜望钱爷爷与王奶奶。钱老师喜欢小孩，乐滋滋地陪她玩耍，教他如何摆弄家中一款摩天轮式的玩具。小小家女对这位钱爷爷蓄有深醇的感情，年8月23日，即先师逝世之次日，11岁的她就伤叹钱老师走得太早，我问她那你希望他再活多久？我期待并疑惑她也许会答说十年或是二十年，她的答复出人意料的平静和干脆：直到地球毁灭。10月2日，她头一次得了满分的作文，就是缅怀钱老师的，题为《竹子》，这样开头道：“世界上的花草树木有千万种，婀娜多姿的柳树，冰清玉洁的水仙，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不怕寒冷的腊梅，但我更爱那高风亮节的竹子。”她就由此起兴以咏敬爱的钱爷爷。
我们见面，所谈自然不限于家长里短。我在单位的研究工作，每年都向他汇报。我在近代史所，研究所及，决不拘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这是跟随钱老师从学时就定下的基调。过一段就换一个题目，努力拓宽研究领域，开阔视野。但是钱先生的著作是我经常参考也可以说特加用心研读的，因此这个方面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所以关于钱穆先生的一切，是我们之间一个绵绵不绝的话题。今天回顾起来，我才意识到，久历年所，钱老师通常是我研究成果的第一读者，从学阶段固不必说，工作以后也是如此。而个人关于钱穆先生的论文，不经他老人家过目，我是不肯发表的。他从无对我有过这等要求，这是我自定的规矩。当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只是平静地谈他的读后感，指出需要推敲之处，从无强加任何个人意见左右我之独立判断的情况，温和的讨论则是常有的。有几次为了及时听到他的看法，实际上无形之中就增多了与他接触的机会，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缘。也就分不清是理智的需要为急，还是情感的温故为切了。
年7月5日，个人正式进入学术工作将近一年了，此夜的日记显示：“我希望这一天成为我新一年的开始，转折性一年的开始。”难掩亢奋的心情，源于当天我去拜见了钱老师。在置身“史学理论”研究室不久之后不无迷茫的情境下，就如何确立今后的学术方向、特别就如何将钱穆先生的研究走向深入等问题，向师尊作了郑重的请教。他一一作了开解，日记留下了第一时间的反馈信息：“我觉得与钱老师一席谈，将我目前存在的问题明晰起来，（他）不愧为我师，既了解我，又能点醒我。……今日种种际遇，尤其是钱师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令我猛醒。”
年的6、7月间，我完成了4万多言的长文：《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兼论钱穆与疑古学派的关系以及民国史学与晚清经今古文学之争的关系》[5]，这是个人踏上工作岗位之后写的第一篇关于钱先生的文字。稍后照例要请他过目指正，他也没说什么就搁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说让我跟他一起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参加于年1月召开的“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联系妥当，要我在工作单位社科院方面办好相关手续即可成行。我毫不知情，当然很感意外，益觉钱老师对我的关爱尽在不言之中，五内铭感。彼时赴台很不容易，院方相关工作人员还特意将我等招去，交代了一通相关政策与注意事项。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重逢台大中国文学系夏长朴教授，他很亲切地道明当年我能赴台参会，钱老师就是找夏先生联络的。行文至此，两位师长均已归道山，更增缅怀。
在台期间，我跟随钱老师，去探望了已届高年的何佑森先生，得知他——同为及门弟子——一度是比余英时先生更能代表钱穆先生见解的发言者；领略了阮芝生先生潇洒而又从容的茶道茶艺；品尝了台北各式精美的海鲜，了解到当年当地学者生活的丰沛与自如；印象最深的是，同行一众，拜谒了钱穆先生故居素书楼。大红的院门，尤其是挺拔伟岸的金黄（枝干）与翠绿（叶子）相映的一排修竹明晃晃地占据了我整个的心头，为之流连忘返。钱老先生夫妇手载养护之茂竹，是我平生关于台北最难忘的意象了。
年1月作者随钱先生等拜谒台北钱穆先生故居素书楼，于挺拔耸立之茂竹前合影学术讨论会上自然也结识到年相若的同辈或忘年之交，前辈何泽恒先生夫妇尤为亲切，他们身为及门弟子，是竭诚尽心参编过钱穆先生全集的，年8月3日我在北京收到来自台北的挂号件——他赠我供我参考的钱穆先生《中国通史参考材料》（台北东昇出版事业公司年11月版），此书很不易得。就这样我与钱老师同机往返飞越台湾海峡，这是唯一的一次。通常师徒出差，理应学生照顾老师。因我弱于交际、疏于外出，实际反而尽是他照拂我了。邻座还谈到平时不易涉及的话题，我至今记得他那次以如何利用好外出之闲暇时间、一心多用兼济为主题，用顾颉刚先生等的掌故并以亲身经验训诲于我，惜乎岁月不居，其详则早已在依稀仿佛之间。今日回念，盖他老人家见我用心行事偏于专固，特为微讽加以针砭也。
习与性成，个人凡事多自作主张，但是往往得到他意外的开导与扶植。一往一来之间，凡遇重要关节，我则每每主动前往请益。学术人生有它必经的路径与阶级，就学位而言，考博是早在计划中之事。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硕士阶段就读之思想文化研究所“专门史”方向本不分断代，钱师之侧重也在先秦人生哲学，只是毕业论文偶然与近代史方面更为接近，乃得入职近代史研究所。所以从我个人的治学取向来说，本不以断代为限。钱穆先生训导弟子的教言：“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6]又常在我胸中盘桓。所以虽然身在近代史学术圈，博士阶段则甚望师从在古典学方面素有修养之学者，乃渐把目光集中至时将治学重心转到经学研究的彭林先生身上。无论如何，再择师是个人学术生命之中的大事。在我私衷，是必须征得钱老师同意的。个人的日记又显示，早在年5月27日“去看钱师，畅谈无碍”，已得老人家的明示：“彭林较合适”——这是他的原话。而结果确于年9月乃得如愿以偿，师从彭林先生攻读在职博士。
彭老师与钱老师一样，均籍贯江苏无锡，可以说是同乡。彭师对钱穆先生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有“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的激赏，这是个人所知所闻，对宾四先生最高的评价。他对钱先生关于崇礼之思想，尤其莫逆于心，称扬不已。关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风范，我亦因缘际会而向彭师颇有所请益，我们之间亦常有所讨论。彭师对钱师亦甚为礼敬，我也每每将彭师关于钱穆先生的看法传达与钱师，他老人家只是微笑默然而已。所以，从钱师之后从彭师，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是在职读博，所以不必常住学校，有时彭师招我入校指导学业，我亦必一往拜望钱师。先后得两位明师恩遇，实为我此生莫大的幸运。以我的了解，钱师对彭师之学养有高度的认可自不在话下，但他对彭师关于恢复古礼方面等见解亦有不能从同之看法，不过，一旦有关于推动传统文化之研究与传播方面的事宜，他老人家总是出于公义予以大力的支持。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年9月19日母校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此典由彭老师主事，事先特命我由我联系请钱老师予以出席支持，承他老人家欣然应允，当日早上我先到东8楼他家，随从年将85岁高龄的钱师参与了盛会。
换一个角度，从细微之处观察此类交谊，也可见钱老师对我个人的深情。今天回想起来，最让我铭心感动的，还是他在我困厄之中对我的全力支持与倾情相扶。我在近代史所，后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遭遇书生所无暇顾及之“小社会”帮派的侵扰，以致在高级职称的评定上，屡遇阻挠。其详委不便在此纪念恩师之文中交代，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会毫无保留地向钱老师倾诉。他老人家总是开导我，一再强调我自己做出实实在在工作成绩才是重要的，其他不必过于挂怀。他的劝解，显然对我有极大的心灵抚慰作用。这里丝毫没有掺入任何事后追忆夸张成分，个人日记纪录了年7月30日（赴社科院高评委述职之前夜）的梦境，不仅有所里“小社会”的乌云，更有下述内容：“钱逊师关心我的职称等问题，似乎又强调我已产生出的成果才最重要，其它不必计等”。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我长年之中很想离开曾予我滋养而于不知不觉间却已然身陷的是非之地，并请相熟友好帮忙联络，一走了之。从中我也见识了许多人间的冷暖，而钱老师是其中最让我感念的一位。他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他不像有些名家或虚与委蛇或事后讨巧，而是以年迈之身，劳动大驾，实实在在为我牵针引线。此事后来虽不了了之，但是在他亡故之后，检点我与他交往之点滴，当看到一张年致“中国国学中心”一位学者的汇件（我的著作）单，禁不住泪如雨下。
“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钱老师最像陈年之酒，愈久处愈得享其醇香。经典述君子风范，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之辞，古语又有所谓“如沐春风”，我在他身上，体会最为深切。随着他老人家年事渐高，以我之所感知，不但与他交情更为醇厚，学术见地上亦更为投契。作为学生，所得启悟尤多且大。
此处只能略述他辞世前一年的一次长谈，以见风概。个人的日记又显示，年“8月20日去钱师家小坐：9—11:00”。他似乎刚刚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针对当时过于重视出土文献之整理而偏忽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之回应时代与社会需要的倾向，“钱师颇不以为然。而认为当研究宋儒注疏传统的经验与教训，如何结合现代情况来作新的注疏之学”。如“现代新儒家”所呈现的某类取径，“此路是走不通的”。他强调指出，某些包括出土、复原等在内的研究成果“如同放入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不具有现代意义”，“当结合现实社会风气人心”推动相关的研究与传播工作。为此他还特别拎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反复三致意焉。
当时他说话语气之深沉、目光之敏锐、态度之斩截，为我接闻他老人家言谈情景之所少有，历历如在目前。
我则跟他汇报了即将赴曲阜师范大学参加关于钱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之发言大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钱穆先生》。“钱师很开心，先谦虚地说‘我不作什么批评’，后补充说：要注意（钱穆先生之）‘历史即文化’的观念。”
谦逊温和，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但是直率与透彻兼备之高明，则远愈于往昔。
对话至畅快处，我引内人关于钱穆先生某位著名弟子与钱先生的分别观，前者是“附带传播中国文化”、后者是“用生命来弘扬中国文化”，以目光征询钱老师意见。他老人家颔首笑应，表达了对钱先生该学生某些政治见解的不满，“表明（他）与中国文化的感情有问题”，在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浓度与深度上，师徒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他坦承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与钱穆先生没法比，自愧不如。他还特别“举自己为例说，注解《论语》，也是在认识层次上，尚未达到情感的亲切程度。”由此亦兼涉知行关系的维度，他并引我所近熟与未及交往之学界人物与案例，加以直率无隐的批评。
我向他提到台湾有某君为钱穆先生晚年弟子，发挥先生学问亦很出色当行。不料钱老师直截相告：“他的同门师兄弟说此人人品不行，所以大陆影响不大。”我很少见他如此率性地臧否人物。我向他请益刘家和先生与钱穆先生的交谊，钱老师告诉我刘先生与他的大哥是同学。这也是我前所未闻的。
总之，那个上午，钱先生的风采，可以日记原文来表达：“钱师状态不错，谈得很合心意。”
我想，不光个人，大家都可看到：事实上，愈至晚境，他的思想不仅更加活跃奔放而且愈加高明透彻，并于论断上更为坚决明快。这是亲近如我，以前亦不多见之气象，且使我在当面就能感受到一种强劲的气场。这种得未曾有的新体验，使我猛然省悟，到了暮年，他老人家顿至岸然自得之境。这一点，不单使身为弟子如我者折服倾倒，别师而出，母校校园微风抚面，蓦然回望东八楼3单元门洞，颇有不知其所以然之故的余惑与余韵。
时在他亡故之前一年。
最后一面及永远的恩惠
年7月30日22:08（手机收藏显示），我在朋友圈不经意间看到钱穆先生外孙女顾梅女士（钱老师是其三舅）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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