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立万》的悬疑在内容上重新凝聚主题，围绕真相的多层次解构与结构完成叙事。电影以探案侦凶为叙事重点，喜剧只是点缀。电影将凶手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探案重心便由侦查凶手变为还原案情的本来面貌。电影将凶案现场分割成三个场景：会议桌、舞厅和凶案房间。
三个场景在功能上的作用分别是：以会议桌开场，引入各人物和介绍剧情，通过影评人李家辉和苏梦蝶的“前仇”激化矛盾，实现会议桌到舞厅的转场;舞厅是一个功能性场所，不推动剧情，目的在于放缓电影叙事节奏，逐步激化在场人物之间的矛盾;最后以好莱坞武打替身陈小达的尖叫打破矛盾，进入第三个场景——凶案房间，实现转场。
在凶案房间内还原案件，建构了第二个“真相”。在还原此“真相”过程中，齐乐山的凶手身份威胁主角团加速建构“真相”，可以说，主角团对“真相”的建构也是对齐乐山威胁的一种反抗。编剧李家辉对真相的渴望和凶手齐乐山的威胁营造出紧迫感，从而制造了由认知偏差引起的真相建构过程。李家辉调查出的“真相”是黑暗的，即歌女夜莺从远征军将士遗孤到成为知名歌女最后被残忍杀害，齐乐山的目的是复仇。
他以烧毁的邀请函作为最终证据，揭示以碎尸保留名节作为合情推论。电影高潮部分是将李家辉的黑暗真相解构为三重“真相”：李家辉叙述的“真相”与齐乐山讲述的“真相”、黑衣人强行修改的“真相”，三者之间是解构与反抗的关系。三种不同的“真相”在过程上是交叉的，只是结论不同，李家辉与齐乐山“真相”的不同之处在于结局夜莺是否死亡。
黑衣人与其他二者“真相”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完全忽略了夜莺个体生命，以现场主角内斗巧合结束凶案调查。齐乐山以自己的牺牲消除黑衣人的“真相”，同时掩盖凶案的真实结局。不妨借助叙事学进行解读，叙事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电影《扬名立万》的剧本对真相的叙述表现出文学性。
电影的特殊性在于导演（作者）目的必须通过镜头语言（隐含作者）表达出来，因此，观众必须通过镜头推测导演目的。导演作为电影的作者，而镜头语言就是隐含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镜头语言下的电影角色是故事的叙述者。《扬名立万》在悬疑底色下凶案的不同真相建构了叙述者的多重表述，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不一致形成一种“不可靠叙述”。
观众在发现叙述者的叙述事件和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就会有反讽效果，即嘲讽李家辉对真相的执着和黑衣人对真相的抛弃，以此突出角色的人物弧光。导演通过将“不可靠叙述”夹杂在李家辉、齐乐山、黑衣人的三重“真相”中，与观众在叙述者背后进行交流，也就是说，此次反抗真相是针对观众的。
导演通过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向观众提问：真相的结果和人物的弧光之间孰轻孰重？李家辉奋不顾身、竭尽全力调查真相;齐乐山不畏牺牲保护真相不被揭穿。而黑衣人不顾真相，强行扭转修改甚至抹杀真相的行为，都是导演抛给演员和观众的价值选择，也是导演对必须要给出一个确定“真相”的完整性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