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30日18时，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文书总量突破1亿篇，访问总量近亿次。在这1亿多篇裁判文书中，有篇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其中上海法院有11篇。
浩瀚如云的裁判文书中，11篇脱颖而出，机会只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
左起依次为荣学磊、张华、胡鸿高、朱蔚云、杨槟涛、王静、杨婵
法官不可能一蹴而就
朱蔚云
能够经我的手把上海最好的文书推荐出去，是我的荣幸。
7月，是朱蔚云一年中最忙的日子，她所在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要组织落实“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的选送任务。
年至年，上海法院年均结案83.万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配额，年上海仅有40篇优秀裁判文书有机会选送到北京，年配额减少到15篇，这就意味着，能够送去北京参赛的作品只有十万分之一点八。
十万分之一点八！一场艰难的角逐。每年6月，上海的中、基层法院会各自挑选出3到4篇最能代表本院审判水准的裁判文书给朱蔚云，上海高院各业务庭则每庭推荐1篇，再加上当年获评上海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或“十大优秀裁判文书”的部分裁判文书自动纳入推荐范围，最后云集到朱蔚云手里的大约有余篇作品。
很多个夜晚，朱蔚云在办公室加班。她小心翼翼地把一份份参赛文书装入资料袋，然后细致地打印好邀请函和评分表，送到各评委处。
初评由上海40名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外聘专家组成，分成六组，每位评委对裁判文书进行严格打分，朱蔚云根据分数进行排名，然后送上海高院各分管副院长审阅，最后确定选送名单，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的复评和总评非常严格，有0多位专家组成评审团进行评审。这些专家涵盖了全国四级法院的资深法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和律师。”朱蔚云感慨。
年，在首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比中，上海有5篇入选，年第二届6篇入选。
王静
法官跟医生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她）必须要有时间的积淀。
“法官不需要名片，裁判文书就是法官最好的名片。”王静说。作为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的一名资深审判长，她是首届获奖者之一。
翻开王静的履历，你会发现，澄静温婉的她主审了全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首例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等疑难复杂案件，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50件典型案件、中国法院指导性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等。同时，她还常年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法学研究生国际项目及其暑期学校的特邀教师，作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全球知识产权法官大师班的受邀代表，用英语代表中国参加讨论并赢得模拟法庭辩论，获得最高人民法院发文表扬。
“法官跟医生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她）必须要有时间的积淀，一个一个案子进行积累打磨，这样才会有经验和自信。”王静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清醒的认识。
王静获奖的这篇判决书写的是一起商业秘密权利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上诉案。这起案件是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受理的首例行政知识产权案件，由上海高院副院长担任审判长，王静是主审法官。
作为一名知识产权民事法官，这是王静第一次审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她花了大量时间做足前期准备工作，梳理了所有案情，确定了需要审查的重点，熟悉行政案件的程序法和实体法，通过庭前会议和预备庭，从全局角度把握案件事实的准确度，并找来优秀行政判决书进行研究。
案情看似并不复杂，行政机关收到举报，B公司恶意高薪聘请A公司两名员工以获取软件源代码等A公司的技术信息，行政机关查实后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对B公司作出了处罚，B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然而，圈内人都知道这个案子不简单。“行政案件审查的是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存在执法过程中的程序错误和适用法律的实体错误，本案中，行政机关混淆了软件著作权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的界限，这个判决如果能厘清标准，不仅可以及时纠正行政机关的认识误区，同时也对相关行业今后正确行使软件权利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王静心里很明白这点。
年年底，案子不公开开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亲自到庭参加庭审。此后不久，王静写出了1.3万字的判决书。她在判决书中指出，计算机软件可以以著作权或商业秘密两种途径进行保护，但两种权利的法定构成条件完全不同。本案中，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对系争计算机软件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的首要要件进行审查，即使这个软件符合商业秘密的其他构成要件，也不能认定该软件属于商业秘密，因此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被撤销。同时，如果第三人认为其软件被非法复制，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救济。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王静对裁判始终保持着一份敬畏，很多次，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戴着耳机，避开一切干扰，专注地撰写着判决书，每一次的敲击，如同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一份经典的裁判文书，需要写作者耐得住寂寞，数十年磨一剑，精研不止。
没学会走之前千万不要跑
杨婵
判决书不仅是写给原、被告及其代理人看的，同样也是给很多不了解案情、没看过卷宗的人看的。
杨婵是一个“奇迹”，在上海海事法院海商庭担任审判长的她，连续两次获得了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奖。
很多人都不知道，杨婵人生中的第一篇裁判文书曾经出过错。“很辛苦地从一堆材料里把法律关系理出来，然后把是非分明搞清楚，认认真真地写了判决书，还反复校对，但最终竟然忘了简易程序应该减半收取当事人案件受理费，把案件受理费的数额写错了！这真是一件特别伤心的事！”
那次犯错后，杨婵发誓再也不能重演这样的“悲剧”，每当她写完一篇文书后，她都会要求自己审核三遍。“不是连着看，而是看完一遍后放一放，过几天再看。”
一个合格的裁判者，必须做到两个基本要求——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杨婵擅长在一大堆证据材料里寻找事实：“很多关键事实都隐匿在细节里，而这些没有被注意到的细节恰恰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刚开始做法官时，杨婵审理了一起欠款纠纷，在翻阅原告公司三年来的集装箱使用费入账和出账流水记录后，她发现了猫腻并深入调查，最后得出“这起案件不是简单的商事纠纷，已经涉及刑事犯罪”。随后她向审判委员会作了详细汇报，案件被移送至公安机关，隐匿的犯罪者很快招了供。
年，杨婵开庭审理了一起葡萄牙保险公司诉国内某保险公司的海上保险合同纠纷，这是全国首例海上重复保险分摊之诉。
“其实案子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平淡无奇，一家安哥拉公司就同一批货物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其中葡萄牙保险公司赔付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保险公司按比例分摊保险赔偿金和检验费。”杨婵回忆。
然而，海商法里关于重复保险的条文只有原则性的一条，杨婵开始埋头翻阅大量国内外资料，整理海上重复保险制度，并把海商法和保险法里的重复保险作了比较。
“这个案子可以做成‘教科书式的案例’，我们在判决中把裁判规则‘立’起来，明确重复保险分摊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哪些抗辩意见是不能成立的，让其他法官以后碰到类似案件时有章可循。”
杨婵先写完一篇调研论文，然后才去开庭。在后来给海事审判条线同仁培训上课时，她谈了自己的感受：“写调研论文和写判决书是相辅相成的，调研论文既能在文书中引用，也能用于案件报告。如果你判完案子再去调研，那就等于浪费了，本来可以充实在判决里的东西没用上，而且万一调研出来的结果与自己的判决结论相反，那不是吓出一身冷汗嘛？”
在翻阅卷宗、周密调研、把握事实证据之后，杨婵开庭审理了此案，然后一气呵成写出了判决书，整篇文书从框架到文字再到法律适用都做了细致的谋篇布局。杨婵反复打磨，并在判决书最后加上了一段法官寄语——“……如果对第一赔付保险人设置过高的法律门槛，以致海商法所规定的重复保险分摊请求权形同虚设，将在实践中导致重复保险中的各个保险人相互推诿，不愿意先行承担赔付义务，这一司法导向不利于中国航运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使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同行开展业务合作时存在障碍。本院希望向社会传递积极的司法导向……进而进一步规范和优化航运保险市场服务，引导航运保险业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判决书不仅是写给原、被告及其代理人看的，同样也是给很多不了解案情、没看过卷宗的人看的。”杨婵有一个观点，一篇优秀的裁判文书必须能让普罗大众读懂，而且文书的内在脉络清晰，如同给读者指明坐标，让读者顺着法官的思路领悟最后的结论。
“文书不仅考验法官的文字功底，它也是法律适用、庭审驾驭的综合展现。”杨婵不怕吃苦，小时候的她学写26个英语字母，只要写不好就用橡皮擦掉，一直写到满意为止，所以一开始她总是晚交作业，但几个星期后，她就能写得又快又好了。
“没有学会走之前，千万不要跑，跑容易摔倒的。”杨婵说。
裁判文书的三层境界
张华和荣学磊都喜欢写信息和调研。张华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庭待了14年，如今在立案庭担任副庭长。荣学磊先后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庭、知识产权庭工作，现在研究室担任主任助理，曾获评全国法院调研工作先进个人。
张华
做一名刑事法官，再小的案件也要有舆情意识。
“我参加预备法官培训时，有一位中院前辈给我们上裁判文书课。他的判决书写得非常好，完全是不同的境界。”张华记忆犹新。
张华认为，裁判文书分三层境界：第一层次，格式规范、语言精练，能够把问题说清楚；第二层次，对案件的争议焦点分析到位、鞭辟入里，并且设立了一定的裁判标准；第三层次，在释明法律关系、厘清法律适用标准、对同类案件有指导意义的基础上，树立一种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发展。
年5月23日凌晨，上海汶水路、沪太路口的中环线高架道路上发生严重车祸，两辆超载货物的卡车违章驶上高架道路，其中一辆发生单车侧翻事故，致使交通受阻中断，社会各界对此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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