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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要自信。”
“一出国，就爱国。”
这两句话，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还会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这两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因为祖国强大了。
最早说出这两句话的，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维为教授。
从邓小平翻译，到出国读书，从东方到西方，张维为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国模式的新表达。“我们呼吁中国人要自信，论证中国崛起的背后是年伟大文明，强调中国模式可与西方模式竞争。”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
·站在海外，重新认识中国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虽然观网读者对您已经非常熟悉了，但首先还是想先请您聊聊自己当年出国时的状况，比如您个人的生活状况、社会环境等等；您当时出去是有什么机遇吗？出国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张维为：我出国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书、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国内为基地的出国，第二部分是我到国外念书工作，以国外为基地，走访其他国家。我第一次出国是年，去泰国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惊了，曼谷竟然可以这么发达。因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开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开到晚上九点。要知道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谊商店，外宾可以进去买东西，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现在还在；但到了曼谷后发现，这样的购物商场太多了，当时的直觉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领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年邓小平接连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一个比一个发达，这种震撼是中国拥抱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跟国际比较，我们明显在现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须发愤图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图片为作者提供）
我是年离开外交部出国，当时联合国给了我一个合同，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做口译，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书，所以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申请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并通过了考试，年10月入学读硕士、博士。
从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到年离开，我在外交部工作将近五年，走了近30个国家。到了欧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个，争取每年都有机会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开会也好旅游也好，就顺便走一两个国家，这样慢慢积累，到年我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
观察者网：您到瑞士念书的经历，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很不一样，到了欧洲，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有所不同吧？
张维为：欧洲当然比泰国更加发达，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赶上；但现在中国人到瑞士、到欧洲去看看，也就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们比他们更发达，特别是硬件、基础设施之类。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时，可以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创意、新的政策措施，给领导人做翻译时，他们谈的也都是改革开放，话题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还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感兴趣，利用读硕博士这段时间认认真真思考。现在回头看，这就是在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了，但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把年改革开放开始到我年博士论文做完的这段期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内状况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头看是对的，哪些方面则是出了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谈中国模式，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
观察者网：您在瑞士读书时期，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活跃期，站在国外回望中国时，有什么事情对您触动特别大，让您意识到国家的变化，想要回国或是重新认识中国？
张维为：回想80年代，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中国活起来了，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过去因为“文革”的压抑，人们不能赚钱，赚钱是错误的事情。而那时人们突然发现，只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哪怕没日没夜干活都没人阻拦，虽然给人一种到处都比较乱的感觉，但社会氛围非常活跃。
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海的变化，因为每年都会回来看看。邓小平在年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真的亲眼见证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又正好赶上我做博士论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邓小平的讲话、思路进行非常透彻的研究，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走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下来发觉中国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的进步大且快。
观察者网：能分享一些具体事例吗？
张维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回来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她说太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经造好了，车子在上面开，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从90年代至今，中国越来越亮；过去在西方时，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城市灯光很炫，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
观察者网：9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邓小平。您过去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您有些什么感触？
张维为：我最后给邓小平做翻译是年，浦东开发是年。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但对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蛮有感触。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年春节，后来就没来过了。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上海变了，非常高兴。从年提出“一年个样，三年大变样”到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灯光灿烂，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
邓小平过去说过，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所以邓小平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比如深圳，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后来说，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但他也讲，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做得更好。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浦东模式”，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往深探索，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观察者网：确实，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那么，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维为：我是一直想回来的，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台湾去的比较多，回来后跟他聊过，他也跟我讲起当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我印象非常深。
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年4月，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令人担心之极。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有感于此，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当年周恩来总理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回忆录中。
我当时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总之，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要写书、办网站、办刊物，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另外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我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反复论证讲中国崛起的背后是年的伟大文明，我们一直说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无需害怕。
年，春秋研究院组织我和福山的辩论，你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场视频，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对我、支持福山，对立情绪非常厉害；我一讲完，一部分为我鼓掌，福山讲完另一部分人为他鼓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证明我们对中国大势、世界大势的判断比西方学者更为准确，我觉得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这段经历我过去没有公开说过。
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观察者网：所以其实让您决定回国定居，跟当时国内的整体形势是有关系的。
张维为：有一个情况是，我突然发觉，过去一直以英文写作为主虽然也产生影响，但用中文写作时受众多百倍不止。我还在日内瓦时开了一个博客，把《中国触动全球》中的一篇《别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访南斯拉夫的整体观感和思考，没几天，文章跟帖就达到三四千，这种影响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到要近距离跟读者互动、讨论，当然关键是这一批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回国做事。
·浦东模式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经历，您出生在上海，对这座城市经历的变革是否有着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国70年之际，您最想对其诉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您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这档节目敲定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后来央视也找过您，但您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是否有什么考虑？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是东方卫视主动来找我，我过去在央视也做过一些节目。毫无疑问，这两个平台都非常好，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东方卫视作为地方卫视总体上灵活性更大一点，比如在东方卫视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印度、调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视就很难做。所以我决定做这个节目。当时我说，最关键的是，最后由谁拍来板；这个最关键，千万不能婆婆妈妈太多，拍板的人要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东方卫视对此做了安排；做节目有时也要磨合，但这很自然。有些观点大家会有争议，但关键是我们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真话，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原创性的话语，原创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
观察者网和读者都理解，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就像这几个月的香港问题，前两天沙特油井遭无人机轰炸，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有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轻人困惑，甚至党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的方法是打话语组合拳——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跟官方话语不完全一样，官方话语很重要，但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对应，这样才能很好的传播。我们做了尝试，观察者网其实也是如此，是三种话语的组合拳，读者就喜欢看。显然这个尝试是成功的。
《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
观察者网：今天我们谈论建国70年肯定脱离不了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担很多国家责任有关，大量国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国家战略等，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机遇，还是国家必须将此赋予上海？您对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任务和新实验有何看法？
张维为：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重镇，中央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现在上海开展的一些改革开放试验，特别是开放层面的试验，都在上海先行先试，像自贸区、沪伦通、进博会等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升华。当然，这也跟上海自身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上海再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哪里？中国模式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出更高的目标，让你去努力实现。
上海的整个发展过程，进步非常之快，我当时那本书《中国震撼》，实际上不少内容是在讲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过大量调研后，对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标，总体上海完成得不错，中央也比较满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试验放在上海。
以自贸区为例，它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开放。开放的一个大背景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八大之前总体是以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主，大多是工业和商业。现在的开放，明显就是全方位开放，不仅吸引外资，还要中国资本走出去。从过去五年为尺度来看，实际上走出去的资金比吸引进来的还要多一些，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现在进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进口也有其他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可以走出去，取得定价权。
这些方面自贸区正在试验，过去的一些自贸新区更多的是贸易便利化，现在则是贸易自由化，因此在设计上不光是货物流，还有服务流、资金流，人员流，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新的试验。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所以自贸区很快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个地方办理各种各样的要求，加快办证速度，再比如负面清单制度、注册制，过去很多需要审批、审核，现在改注册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等等。总体而言，这些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临港新区相当于是过去自贸新片区的扩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进制造业、金融中心的新服务项目。甚至不久前我还看到上海建航运中心涉及到不少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设立海事法庭，这也会在新片区实践。总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务都在试验。
临港地区开放建设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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