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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文
No.10《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对中国古代诗词之丰富，日本人有两种对待的方法，一是不断地谈论其本国的诗词歌赋，挖出一个个诗文宝库，像是要与中国分庭抗礼，二是用仿佛谈论日本作品的语调来谈论中国的诗词文章。斯波六郎这本书就属于后者。书的主题吸引人但不新鲜：要在中国文学里找孤独，那还不是俯拾皆是？但是斯波的日式笔调，却让他选用的那些素材变得稍许陌生了些。
如果想到日本人有“侘寂”“物哀”之类的国粹，则这本书就会显得有趣了，因为这里会有一种民族气质“对勘”的味道，或者，会表现出作者“以他人之酒杯浇己心之块垒”的意图。在“刘琨”那一篇中，仅仅从刘琨的一则短章里，斯波读出那么多的东西，每一句话都被他咀嚼一番，也没有过度阐释之嫌，反而处处寄托了他对个人人生的感怀。在“杜甫”一章中，斯波更是有如一个库房看守人在巡查他的仓库，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抽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主题。作为中国读者，这样的书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可读的。
No.9
《恐惧的政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
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里的提纲挈领之句——“欧洲从未走出二战”，现在看来有点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了。曾经有过的敌意不可能轻易地被消灭，相反，复兴的东风倒是四处吹拂。沃达克说，当前的民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仇外情绪，已经产生了“正常化”的修辞，而它们基本都假借“恐惧”运行——“原则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建构成对‘我们’的威胁，而‘我们’是基于想象的生存于备受保护的国土内的同族人群。”
保持理性是研究者的本分，但把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话语都拿来做理性分析，这真是一件不太有趣的事情。针对右翼崛起这一现象，作者近乎独力承担起了一个“会诊”，极致化地拆解话语，揭露“话术”，窥视社会人心中起的变化，及其与话语之间的互动。她承认，传统政治功能失调，让人内心充满了幻灭，而新的领导人，特别是右翼的那些，都是精通新环境下的媒体技术的，他们是应运而生的，也是趁虚而入的，在文本、图像、谈话中都做足了文章以攫获人心。
No.8
《锥形帐篷的起源：思想如何进化》
思想观念的演进和移植，一向是个迷人的话题，也是书写者热衷的领域。休斯此书，如果说有什么贯穿始终的教诲，那就是要警觉自己鼻子上的“有色眼镜”。人总是惯于下判断而不去反省，同时，人对于特殊性，对于优越性，又总是有着标榜和主张的冲动，因为得出一个类似“XXX国人在不到XX年的时间里实现了XXX的成就”这样结论，好像能带给自己以经久不衰的满足。而若能细读这本书，求满足的方向可望有些改变。
No.7《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我欢喜地回家去，这时候已是春天，在飞驰的白云中间常常显露出大块的明净的青天来，空中有一种新鲜之气和春天特有的生趣。然而这几天我一直被一种特殊的春愁所支配，青年人有了这种春愁，就仿佛空过了如水的流年。”
没有在俄罗斯人的情感中浴过的读者真的很难称为“读者”，这种情感是俄罗斯奉献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好到不需要用上“真挚”“含蓄”之类的形容词。在一个电力不发达、暖气跟不上、对春天的指盼和对冬天的诅咒仍旧主宰着多数人的精神生活的时代，柯罗连科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一部可以铭刻在大地上的作品。
No.6
《恐龙的兴衰：一部失落世界的全新史诗》
移步换景，收放得当，虽然同主题的书也不少见，可是布鲁萨特还是为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的地球，为恐龙在世界上曾经的样子做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写实的诗意”历历可见，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文字面前，灾难片的意义还有多少：“喷入大气的灰尘污染了高纬度的气流，并随之扩散到全球。灰尘遮挡了阳光，使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原本茂盛的针叶林枯萎殆尽……泥石流将腐烂的森林成片吞没，带来了大规模的侵蚀作用。正因如此，扎海尔米耶采石场才会出现细颗粒的泥岩（这种岩石的存在表明环境安宁、平和）突然转变为颗粒较粗、夹杂着巨砾的岩石……”
当然此书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对“恐龙化石发现史”，以及对探究恐龙兴衰奥秘的诸多人与事做出了周详合理、有在场感的叙述。作者的科学英雄之一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就是这个人提出了小行星撞击地球理论，而作者则亲自打电话去求访阿尔瓦雷斯，将这次访问和人物的背景，和他对阿尔瓦雷斯作品的阅读经验，都融合在了一起。布鲁萨特自己也是一个幸运儿，十五岁收集岩石，年少时就能跟随父母离开北美，为自己的爱好而去其他国家“朝圣”。
此书尤其回答了我的一个疑问：人们何以能够命名成百上千种恐龙，难道这里面就没有水分，没有一些故意的炒作甚至虚构？书中讲到，恐龙骨的确遍布地表，而且，恐龙骨化石热是个和淘金热相仿的事情，其中充满了机会主义者，像是爱德华·德林克·柯普就是“化石战争”的主角之一，为了命名新恐龙而与对手展开了疯狂的争斗。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故事，但它们无疑也符合“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标准。
No.5《后现代性的天使》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怀一个有上帝的时代的旧，这是毫无意义的；既然承认这是一个亘古未有过，也从来就无法想象的时代，作家就需要更新手中的批判武器，否则文字也真的要丧失它们的意义，而等同于它们在今天的存在形式——bites and bits了。看到波米耶，这位职业心理学家，也是深通法式散文写作的要义的写作者，提出“后现代社会”的定性，并且用“天使”来描述这个社会里人的精神存在的状态的时候，我怀疑这又是一本落了窠臼的书；好在实际上并不是。
这本小书展示的洞见深得我心，举其中的一个：波米耶痛批科学是后现代社会的唯一宗教，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后，与极端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商品拜物教声气相求。科学下了无数定论，“规定了众多的惯例，划分了好与歹”，科学与之前的其他宗教不同，它没有门槛，“不需要认信”，因此是“是某种不自知的信仰的对象”。一个焦虑的人酗酒会产生负罪感，但他遵医嘱服镇静剂却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科学是不制造奇迹的信仰，它把理想隐藏在了计算之中，在这个信仰之下，主体不必为什么东西负责。
他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一套意象来提炼当下的日常体验，但洞察力确保他不会只吐露怨气。而他所呼吁的人们要“保留做梦的权力”看起来也并不苍白。“遗传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被编程的，所以只要保持沉默就好”——诸如此类的断语不是只为冷嘲而发，它们出自一个真正愤怒的心灵。
No.4《色彩的历程：18世纪以来的探索与应用》
牛顿、歌德、保罗·克利、康定斯基，这几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带着一大批知名度较低的名字，让《色彩的历程》这本宝藏书光彩照人。希尔马·阿夫·克林特的《祭坛画1号》，在放大到整版之后显示了它的威力，而美国—60年代流行的绘画手册，则展示了色彩这门兼具大众和专门趣味的学问，曾如何进入过寻常百姓之家。
保罗·克利的方格画，跟康定斯基的方格画的对比真是妙趣盎然，但是书中所插入的康定斯基的几幅其他作品，如他给他的《艺术中的精神》绘制的封面，和《青骑士社年鉴》创作的封面，真是耐看至极，更是让人追想20世纪上半叶席卷欧美的先锋艺术风暴，它的余绪对一个数据支持一切视觉的工业消费品世界来说，是真有解毒的功效的。
No.3《D.H.劳伦斯传》
劳伦斯的故事动人心魄。迈耶斯这位传记高手，在写奥威尔和写印象派的时候，都不像在写劳伦斯的时候那么状态飞扬。因为劳伦斯这个人，在其短暂的人生中留下了够多的作品、书信，还有他的文字透露的那些隐秘而危险的信息，在一战的时代背景之下，在道德秩序发生松动，而死神的威力空前巨大的社会环境里，这些信息让人既惧怕又激动。
他的挣扎超过了同时代的吉卜林、康拉德、赫胥黎，又获得了像罗素这样的人的深深认同；传记作家阅读他的文字，就像在拆取一张在劳伦斯死后才发出的邀请函。一定要接受这份邀请，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和情人》《白孔雀》《羽蛇》中埋藏的人与时代的共振实在太动人了。
No.2《比利时的哀愁》
流经小说的水，总得把一个类型留在底下成为基石：那种讲述一个人、几个人的成长，让他们同时代交错碰撞的故事。这好像是小说最应该做的事情，那种chronicle式的本分。《比利时的哀愁》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漫长，在一个家庭的内部，一桩桩小摩擦总是被外界投进院墙的火把所打断，然后它的主人就停下摩擦，走过去，捡起来，丢掉。
因为对描述奥匈帝国末年的小说有些熟悉，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把贵气与贵气对比，把失落与失落对比，把哀愁与哀愁对比。比利时人对他们曾经的帝国荣光有着自怜式的缅怀，他们也知道这是自怜，然而他们在纳粹德国面前缺少自卫能力的表现，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又让他们忿怒不已，觉得这不是自怜应该受到的处分。那些主人公到头来都成长了，生活仍然庸常，不过变化了的时代空气让他们开始有了呼吸的权利。
要是把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朱塞佩·迪··兰佩杜萨的《豹》，甚至把施尼茨勒或马洛伊·山多尔那些相对私人化一些的记录一个时代的小说和克劳斯对比，就会发现伟大作家的一些共性，比如，他们都极为审慎地安排人物，不让他们做哪怕一个多余的、脱离了历史感的动作。从《哀愁》这样的小说中我们学习的远不止是写作技术，我们更应该学习如何呼吸自己当下的空气。
No.1
《向您告知，明天我的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实》
古雷维奇是《纽约客》的常务撰稿人，从年到年，他在卢旺达总共住了九个月时间，他走访了各种屠杀的目击者，其中有政府官员，有旅馆老板，有军官，有医生，有救援人员，有行凶者也有受害人，还有联合国维和人员。这本书是一个真正饱览了尸骨的人写出来的，但堆砌恐怖的场景却并不是他的诉求。
他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他所了解到的图西族人，都如此镇定地接受了他们即将被屠杀的事实？为什么当近邻突然拿起刀枪对准自己，而图西族对此的态度，竟仿佛是在面对一种不出所料的命运？这样的发问，让他的旅程、访问和写作都充满了深度和高度，让“非虚构写作”这个范畴都显得矫情，因为你很难想到你面对的是一本书，一次旁观者的文字展示——你从一开始就是直接进入现场的。
非洲并非“例外”，卢旺达，以及扎伊尔、布隆迪，也不是非洲国家中的“例外”。让大众感觉它们是例外，或者动不动就以“无政府”，以“乌合之众”，“愚民”之类的帽子扣那些地方的人，这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制造的效果，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对卢旺达灾难保持的消极态度的心理根源。古雷维奇的这场写作，一个特点是从不轻率地发出悲悯之语，不呼唤人道主义，也没有泛泛地责难当事人，他只是列举了一桩桩发人深省的事实。
另一个特点，就是把最犀利的批判指向了西方，他要读者相信，卢旺达的悲剧在于它的“实践”本该由联合国来主导，而联合国却渎职了，安理会仅仅做出了一些软绵无力的动作，法国更是十分可耻地给“胡图力量”供应武器以及外交上的支持；至于美国，克林顿政府，以及联合国大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古雷维奇眼里，也都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只能把新事物套入一些成见来理解。
